深蓝

    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汕头地区遭受历史上罕见的强台风、大

海潮的袭击驻这里担负战备生产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段文波、王秋萍、

王丙申、陈汉民等同志，为抢救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光荣牺牲，特立此碑。

                                            一九七二年春立

   这是刻在位于汕头西部莲塘的牛田洋“七二八烈士纪念碑”上的碑文。当年驻守在这里执行生产任务的是陆军55军步兵219师(164师)、55军炮兵团及在此锻炼的2183大学生，这一天官兵和大学生们先后救出和转移群众11064人，同时也付出了牺牲553人（其中部队干部54人，战士416人、大学生83人）的惨重代价。

   219师是一支久战之师，自他的前身北满独立二师组建之日起，就参加了东北的几乎所有重大战事。但是即使是在惨烈的四平血战和后来以寡敌众的青树坪，再后来的衡宝战役直至对越自卫反击战，从未有过一天之内付出如此巨大牺牲的情况。这是219师人身上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痕，是“牛田洋”人心中永远的痛。

  “逝者已去就让他们安息吧，不必要再去设想‘如果’……‘ 如果’，历史是不能被超越的，历史不允许重新推演，历史也不可能被捏来捏去。某大师曾说过：尽管猛士的尸体上涂满血污，围绕着几只苍蝇，但它仍是投枪的猛士。逝者们个人不愿也不想再由哪位‘不懂装懂胡说八道的闲客’戴着白手套，用手中的万能之笔，拨动他们的尸体再来评定他们个人身上的弹孔哪一个是必要的，哪一个又是‘失误’的。也不要去挖掘他们生前职责没有的什么功能潜力……”

   这里引用的是七二八烈士之一，219师防化科科长王秋萍烈士的长子王晓立写下的一段文字。之所以引用这段文字，是因为确实有人“戴着白手套，用手中的万能之笔，拨动他们的尸体再来评定他们……”就像前几年某人编排这支部队的另一位英雄董存瑞一样。

   王秋萍，，黑龙江人，抗战末期参加革命，在728强台风中为救遇险的七机部女大学生献出生命。 

   汕头市委政策研究室的刘锦庭，写了一本名为《风雨牛田洋》的书，书中大量引用了当事人（主要是当时的大学生）的回忆，向人们展现“728”事件情景，并专门用一个章节描述了王秋萍烈士牺牲的“过程” ：

     王秋萍：失误的烈士

     大水把防化科长王秋萍和七机部女子排的20多位女大学生围困在南关水闸。

          ……

 　　风势稍弱，王秋萍和这20多个女学生讨论：是在水闸上坚持，还是下水游到岸边去。这是真正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一部分人认为：应该下水游到岸边去。堤都决裂了，残堤上的土石仍一点一点地被水冲走。水闸迟早会崩塌，人迟早要去水里挣扎一番。与其被逼下水，不如主动下水谋生存。

 　　另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在水闸上坚持等待。这样的大风大浪，一下子就会被卷走。加之有些人根本不会游泳，主动下水无异于自杀。

 　　争论了半天，意见得不到统一，王秋萍来了个折衷：愿留在水闸上的留在水闸上，愿下水的下水。他安慰在水闸上坚持的人，待他们一游到岸上就会找船只前来救援。就这样，王秋萍带着八个女学生跳入水中。

　　水闸上的人们静静地看着他们，希望他们很快上岸找来船只，但不久水闸上的人们隐约听见了呼救声。一切都晚了！

　　翌日，人们打捞上王秋萍的尸体，看到了他脸上痛苦的表情。

　　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动机！当天早上是他把儿子从车上拉下来让别人先撤的，然而他在生命的紧要关头做出了错误的决策。水闸上的人们坚持到第二天有船来救起他们，无一伤亡。当时只有王秋萍一名团级干部，如果他能果断地像龙连长那样组织好大家，悲剧当不会发生。

 　　王秋萍被追为革命烈士，因为不管结果如何，他毕竟为找船救援英勇地献出了生命！

   “王秋萍被追为革命烈士，因为不管结果如何，他毕竟为找船救援英勇地献出了生命！”？听起来这个革命烈士称号像是个安慰奖，王秋萍其实难当。 

   那么当时的真实情景又是怎样的呢？

   来看看当年492团（注：这是1970年219师改称164师后的新番号，台风发生时该团的番号为657团，为了与碑文上的番号一致，本文全部使用新番号）校4连支铁坡（牺牲的和幸存的女大学生与支铁坡老人来自同一单位—七机部北京某工厂，并同在一个连队）的讲述：

   7.28晨两点许在台风初来房子未被吹坏之前，女排就被转移至防化连前的一个小卖部的房子里。

   ……

   女排当时总共18人，龙XX在师里开讲用会，黄XX和刘X在师部医院住院，7.28这天在牛田洋堤边(牛田洋有内外两道堤，内堤距外堤最近处大约2km,这里指的是内堤) 竹质营房的女排只有15人，人们说的转移到防化连的女排人员就是这15人，确切的说就在是防化连前的小卖部里。当时她们并没有人认识师防化科科长王秋萍，她们关着门在屋里，并不知道外边的险情严重到什麽程度，听到有人敲门并喊里边有人吗？……大水快漫堤了，快撤，这时才知道是部队当官的，是个大胡子（他就是师防化科科长王秋萍）在检查督促人员快撤。小卖部在堤面下不到1米，这不到1米的斜坡女同胞们在大风雨中是很难上去的，是王秋萍和战士们把她们推拉上去的，梁XX和陈XX(因为征得当事人同意故隐去名字)都说王秋萍是恩人，若没能及时出来，晚一点被大水把房子盖一下，她们就出不来了。王秋萍还让战士们手拉手的拉着她们（男女间隔着）集体走，这时人们都是浑身水淋淋的，手根本就攥不住，但是不互相拉着也根本就站不住，一阵风吹后，就吹的各自为战了。王秋萍与女排就只有这样很短的一段对话与接触，

   ……

   她们爬上堤的先后来看是张XX、刘X、陈XX三人靠前，王XX、梁XX、李仲琴在最后，陈XX说出来时最后李仲琴还摆放大伙的东西呢，说回来时好拿，谁知这是永别，再无回来之时呀。

   ……

   “见到了昨天救我们的那位熟悉的当官的面孔，已是尸体......”这就是烈士王秋萍。

    ……

    对于事件两种不同的描述中唯一不矛盾的是被救助的大学生来自七机部, 除此以外毫无共同之处。

    一个事件，两种说法，究竟真伪如何？让我们对两种描述的矛盾之处逐一分析。首先，关于女大学生的人数。

   《风雨牛田洋》中说，“大水把防化科长王秋萍和七机部女子排的20多位女大学生围困在南关水闸。”到底是20多多少? 姓甚名谁？这个人数源自何处？南关水闸上除女大学生和王秋萍以外是否还有其他人？都没交代清楚。

   通观《风》文，其对一些人物事件的描述无论距离真相究竟有多远，毕竟都能说得清楚，即使有错，也可以追根溯源，不至于把人弄得五迷三倒。但唯独对这一段语焉不详。

   反观支老先生的的叙述，对女大学生的人数、姓名、当时所在的位置交代得清清楚楚：女子排共18人，在小坑师部一人，因病住院二人，加上被王科长和战士救起的5人共有8人幸免于难，这八个人都有名有姓；其余10人则不幸牺牲，“她们是杨晓文，付秀贞，刘 岩，严耀华，阴悦茹，杨翰庄，李仲琴，狄秀荣，王世隆，徐显凤，这十位都是我七机部（现航天部）北京239厂的，干部处存有她们的档案。”——支铁坡。        

   如今，十位女烈士的名字与为救助她们而牺牲的王秋萍伯伯及其他在7.28那天牺牲的烈士们的名字一起刻在“七二八烈士纪念碑”上。

    烈士碑的这部分刻着全部牺牲的大学生的姓名，我们可以看到牺牲的女大学生是10名，而她们全都来自同一单位——七机部某工厂。

   顺着这根藤我们继续往下摸。《风》文中描述与王秋萍伯伯一同遇难的有8位女大学生，那么这8位是10位女烈士中的哪几位呢？按照文中的说法被困在水闸上的20多位女大学生除了下水的8位全都获救，那么获救的至少应在12人以上，除去支老先生列出的五人，多出的7个人（或者更多）是谁？另外两位女烈士又是什么时候牺牲的？是在她们第二天获救以后吗？她们又是谁？

   如果事实确如刘锦庭所述，在有众多幸存者的情况下，要搞清以上的问题可以说易如反掌。但是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答案。

   再来看关于烈士们遇难地点的的不同说法。（待整理）

附刘锦庭资料